Google在中国范围内的成就，与其世界上的地位极端不相称，这也是无可否认的事实。在这种背景下，Google在中国业务的拓展，有赖于跟中国的消费者和政府对话，并赢得他们的支持。这时他需要的是建立一种在征求别人意见和合作，而不是发号施令的基础上的伙伴关系。但不幸的是，在布林们看来，Google在世界范围内的成功，就说明了他的价值体系是成功的，把这套体系拿到中国来也将是无可厚非的，纵或是因此而表现出来的强硬态度，或者说霸权本身也是善意的，他们认为这已足以结束争论了。

Google的这种行径，完全符合专栏作家查尔斯·克劳萨默尔（Charles Krauthammer）“新单边主义”的定义。这种“新单边主义者”，提倡以武断的方式推行他们认为合适的价值观。不幸的是，Google采取的方式对其他国家来说不太具有说服力，因为正如中国还有其他一些国家的公民所发现的，Google的行径本身就带有新保守主义意识主导下，美国的那种浓浓的帝国化的傲慢情绪。

Google骨子里涌动的是罗伯特·卡普兰（Rober Kaplan）的思维逻辑——“对新闻审查制度的批评已是陈词滥调了，我们不需要再进行对话和沟通。”——在这里他们显然忘记了约瑟夫·奈的忠告：“有时美国人眼中的好东西在他人看来并非如此，这就是为什么商榷很重要。”——他们认为现在的问题仅仅只是“Google该如何在战术上巧妙行事来管理这个失序的互联网信息世界”。

这是一种典型的伍德鲁·威尔逊派（Woodrow Wilsonians）的思维，他们强调他们所认可的价值体系的重要性，并据此认为他们对这套价值的重视，赋予了他们行动的合法性。正是这种使命感及派生出的理想主义，驱使他们形成不切实际的抱负。如此促使他们投身于维护和强化他们所认可的价值体系的推行这一任务中。他们的这种行为，就如同新保守主义杂志《旗帜周刊》（The Weekly Standard）的编辑威廉·克里斯托尔（William Kristol）和劳伦斯·卡普兰（Lawrence Kaplan）所说的：“在良好的原则和思想方面占统治地位有什么错？”他们迷信自己的行动，因其价值观的渊源具有合法性。他们太重视内容和他们所预设的结果，而对过程和对象全然予以漠视。也正是这种帝国思维决定了他们丧失了由征求别人意见的机制过程而产生的合法性。事实上他们在挥霍自己在欧美范围内所形成的影响力。

一位富有同情心的观察家指出：“Google之所以能够迅速强大，这主要得益于他人的钦慕。”或许也正是这种钦慕来得太容易了，使得他们错误地认为，他们的目标能为受他们影响的人们所普遍接受。在这里，布林们显然忽视了一个重要的事实，那就是钦慕你的价值体系，并不意味着人们一定要全盘照抄你的实施方式。譬如许多欧洲人尽管钦慕美国对自由的投入，但他们更喜欢在国内实施温和的新自由经济原则和更多关注社会及社区的个人主义。虽然我们深知，Google帝国式的傲慢，本身就是美帝国意识的一个折射和透照。

早在2002年12月12日，英国专栏作家菲利普·史蒂芬在《金融时报》所撰写的文章《世界需要自信而非害怕的美国》里这样写道：“我对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颇有好感。但他作为一个代表着备受世界仰慕的美国价值观的大使，我看没人比他更差了。”在菲利普·史蒂芬看来新单边主义者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的价值观，并不足以代表美国的价值观。但只要我们不抱有任何偏见地去翻翻美国的现代史，我们就不难发现菲利普·史蒂芬的观点是多么的可笑。美国在世界所推行的民主和自由，一度让他的东南亚的盟友，譬如新加坡为之反感。因此，我们可以说，在2002年没有人比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作为一个代表着备受世界争议的美国价值观的大使更合适的了。到2010年则没有谁比Google——作为一个代表着备受世界争议的美国价值观的大使——而更合适的了。这就是Google傲慢的真相。

美国人傲慢地用着他们的枪炮和导弹，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所推行的民主、自由这些价值观，现在看来是失败的。同样，Google在中国所使用的方法论，也已经证明了他们的失败。当然失败的并不是他们的坚船利炮和他们的信息技术，而是他们的帝国霸权意识。他们显然忘记了前人的警告，约翰·奎什·亚当（John Quincy Adams）就曾告诫过：“不应卷入超出救赎范畴的任何利益……中。”前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拉马拉（Robert McNamara）这个越战的规划者之一，更是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不能以我们事业的优势价值来劝服其他国家，我们最好重新检查我们的推理。”